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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壁戈壁荒滩 传承敦煌艺术—张大千

2018-03-24 14:09:55 来源:文化生活网 浏览:855我要投稿

 

      一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画荷花的佼佼者,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描绘人物、仕女画的一代宗师。

      张大千人物、仕女画,构思严谨、线条流畅、设色亮雅。特别富有韵味的是他笔下的仕女图,脸形轮廓柔和秀朗,柳眉凤眼神态温良,纤手柔美细腻传神,衣裳飘逸流光溢彩。之所以张大千在人物、仕女画题材方面有如此大的成就,这固然与他在平时生活中细心观察、留心细节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在年轻时他受恩师启发,中年时远涉戈壁荒滩三载,临摹敦煌壁画,汲取古人绘画精髓,“借古开今”,方才使其人物、仕女画达到了惟妙惟肖、淋漓尽致的高层境界。张大千的绘画特色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占据了重要而突出的位置。

      可以说,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人生艺术乐章中最具风采和最为激越的重要章节。对其人物、仕女绘画艺术的创新升华、独树一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张大千先生敦煌之行的起因、过程、工作以及其中之曲折、艰辛,为世人所鲜知,追忆往事,令人感动、感叹、感慨!

出行敦煌
      张大千早期绘画,师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艺术前辈,并从他们那里初晓敦煌艺术,得知那儿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宋人物画像,那时他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想法——有机会一定要到那儿拓宽眼界,见识一番。抗战初期,30多岁的张大千迁居苏州网师园,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为邻,结为忘年交。叶多次对张讲起敦煌,认为一个治学搞艺术的人,必须深刻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他曾面色凝重地对张大千说:“从明朝至清朝,中国的人物画在衰退。人物画的鼎盛期是在唐朝,宋朝有李龙眠,元朝有赵子昂,明朝有唐寅、仇十洲等人,明末还出了一个陈老莲,而到清朝就后继乏人了。只要你有抱负到敦煌静下心来,用毅力刻苦地多汲取、多探究古代艺术家的绘画布局、色彩、技法,我相信你的才艺必无可限量,终有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张大千闻后,深受鞭策。应当说,曾、李、叶这三位艺术前辈的谆淳教诲,对张大千下定决心去敦煌临摹、传承壁画艺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1941年元月,国民党元老、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早年与张大千结下书画缘,情同手足)对张大千敦煌之行十分关心,命其老部下国民党第八战区东陆总指挥鲁大昌将军、兰州市长蔡孟坚,对此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同年2月初,张大千一行从成都飞到兰州。自兰州进入永登县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沿途常有土匪强盗出没,再往西行,进入沙漠地带,只能骑马或骆驼,风餐露宿,行程十分危险,生活异常艰苦。到了永登县,“由鲁大昌先生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并派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张大千《我与敦煌》)

      当车马劳顿、满脸疲惫、胡子邋遢、身穿驼毛大袍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旅长面前时,马步清不禁乐了,当众戏称,张大千就像他老家合州东乡卖鸡蛋的老农。瞅着马步青傲慢无理的神态,张大千强压心中不悦,一声不吭地随即取出笔墨、纸张,当即写诗一首:“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作东乡卖蛋人。”马接过一看,立刻肃然起敬,惭愧地向张大千拱手道歉,希望海涵。沿途尽管有小股土匪骚扰,但在马家军的竭力帮助和保护下,张大千一行顺利到达敦煌。

面壁摹画
       敦煌石窟,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它实际上是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它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的石窟等。其中,莫高窟为敦煌的艺术中心,其开凿于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国、宋、西夏、元各朝代。拥有一千多尊窟龛,内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其间彩塑有2455身,壁画有45000多平方米,尚有唐、宋所建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集壁画、雕塑、建筑等为一体的艺术宝窟,敦煌壁画艺术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窟中壁画,从天花板一直延伸至墙角,从北魏一直到元朝,各代画法嬗变清晰可辨,人物绘制工笔精细,衣饰华贵色彩艳丽,神态高雅风华绝代,它代表了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最顶峰。

      进入敦煌莫高窟,张大千被呈现在眼前美轮美奂、绮丽璀璨的壁画艺术震撼了,他不禁深深地感叹道:“古人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先辈们在这人类难以生存的大漠荒滩,修建了如此宏伟壮观的建筑,绘制出如此规模浩瀚的壁画艺术瑰宝以及佛教雕塑艺术,真是世界奇迹!”他暗下决心,在此大干一场,传承中华绘画之精髓,弘扬华夏文化之光辉。

      艰苦卓绝的临摹工作开始了。为避免损坏这些壁画表面,首先,由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由张大千勾描;然后,将勾描好的图案,拓展到画布上;最后,再对着壁画,看一笔,画一笔。操作程序异常繁琐,工作量非常大,任务十分艰巨。

      在极为恶劣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下,对已过不惑之年的张大千来说,其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他与大家同舟共济、同甘共苦、无怨无悔。潇洒乐观的张大千,很会苦中作乐。他是戏迷,酷爱京剧,他带了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勐小冬等不少京剧名角唱片,他把留声机搬到洞内,放唱片给大家听,缓解疲乏,增添乐趣。戈壁荒漠,缺少蔬菜,整天羊肉、牛肉吃得大家都腻了,不仅上火,而且便秘。为给大家的盘中增添“绿色食品”,张大千空闲时常利用散步搜寻野菜、野蘑菇,“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居然被他找到了一种能食用的野蘑菇,烹煮炒炸,味道极佳,给单调乏味的食谱中增加了一道“美味佳肴”,其乐无穷。

蒙受冤屈
      张大千在敦煌,不仅临摹壁画,而且为保护、研究、利用敦煌宝窟作出了重要贡献,让人由衷敬佩。

      张大千到敦煌后,深感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世界著名艺术宝窟,因缺乏保护,已导致大量艺术瑰宝被盗、流失,大量壁画已被风沙、雨雪侵蚀、脱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保护、修缮的话,这座历经几千年由历代王朝无数大师级的艺术前辈和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所独创的被国人引为神奇而自豪的艺术宝库,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一旦,让我们愧对子孙后代,成为千古罪人。于是,张大千在敦煌石窟一方面与弟子认真细致地临摹壁画;一方面又抽空调查研究,详细搜集、整理各类洞窟的原貌现状、缺损状况以及急待解决的问题等第一手材料。1942年6月初,张大千趁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敦煌视察时,向于右任建议,政府应及早建立敦煌艺术专门管理机构,并就保护、修缮、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为此,得到了于右任的大力赞赏和肯定。在于右任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下,1943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驻地,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全权负责敦煌宝窟的管理、保护、研究等工作,并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书鸿担任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到位后,就如何管理、修缮、研究敦煌艺术等诸多问题,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并达成了共识。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将三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资料和设想,全都送给了常所长,为该所后来对敦煌宝窟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更可贵的是,后来因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开发的壁画艺术在内地香港等地的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不仅在社会上感召了一大批被敦煌艺术所深深吸引的有志青年,投奔、献身到敦煌艺术保护、研究的工作之中,更使中国璀璨的敦煌艺术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尽管张大千在敦煌遭小人谗言,背上所谓“破坏壁画”的诬陷,使其蒙冤。但可以说,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为传承、保护敦煌艺术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谓造福后代,功德无量。

      话说张大千在敦煌蒙受冤屈之事,1949年3月,虽然当时国民党甘肃省参政会对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事,已作出最后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但此结论,国民党政府一直保密,未予公开。后经大陆张大千研究专家李永翘先生耗费多年精力,于1986年8月,从国民党仓皇逃离大陆来不及带走的历史档案中,查找出当年的裁决书原件,才使张大千敦煌“破坏壁画”之谜,大白于天下。远在台湾的张大千夫人徐雯波女士获悉后,老泪纵横,哽咽着说:“这张纸我和大千都没见过,只是听说。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最终没能回大陆定居,除了担心生活不适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惜他已‘黄鹤一去不复返’,永远地走了……”。

      张大千生前曾有回大陆看看的愿望,但这个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不过可以告慰于他的是:历史恢复了真实的面貌。张大千如地下九泉有灵,也可得到慰藉了。

捐献画稿
      1943年9月下旬,秋高气爽,天气渐凉。张大千面壁敦煌近三载,收获颇丰,终于到了南归的日子。驮载着沉甸甸行李的返乡马车,艰难地行进在漫天风沙、荒无人际的大漠之中。行进三日,马车队即将出玉门关。忽然,天际间一只大雁急速向张大千扑面飞来,投入其怀中。只见,大雁亲热地用长啄轻轻地梳理着张大千的胡须,一遍又一遍,足有一袋烟的功夫才飞离张的怀抱。然后,在张大千的头顶上环绕三圈,发出阵阵哀鸣,最后才奋力向远方飞去。原来,这是一只曾受伤被张大千抱回驻地悉心照料过的大雁。当地向导告诉他,此举乃为大雁与好友“长离别”,喻示此情一别难相会。闻后,张大千双眼湿润了,他举头望着远去大雁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残阳如血,照射在苍茫辽阔的戈壁荒漠上。四周除了马车轱辘发出的“吱嘎”声外,安静极了。突然一股“知音远去,各奔东西;敦煌热土,何日相会”的愁绪,在张大千心中腾然升起,令他怅然若失,百感交集。“别了!敦煌热土和父老乡亲,长离别,长离别……”,张大千在心中深情地默念着,热泪盈眶……

      张大千自费千里赴敦煌追寻艺术之梦,耗资无数,几乎倾家荡产,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步还清债务。可是,1951年6月,张大千却让在四川老家的三夫人杨宛君,将他在敦煌临摹的一大批画稿捐献给新中国,以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后来,这批画稿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博物馆收藏。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文化部给张大千颁发四万元奖金。其中,两万元给了张大千在四川的家人,两万元留待张大千回来后交其本人。张大千虽因种种原因未回大陆,但他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从中可见一斑。

      敦煌之旅,是张大千艺术生涯中的一页辉煌乐章。其旅途之艰辛,工作之艰难,生活之艰苦,常人都难以忍受。可是,张大千却似虔诚的朝圣信徒,愣是在敦煌扎下根来,而且一呆就是近3年。事实证明,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不仅为弘扬敦煌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使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艺术的创新、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十年磨一剑”,张大千更使自清代以来日渐衰退的人物绘画艺术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发出了一道耀眼夺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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